一、《倚天屠龙记》

贾静雯版的赵敏灵动可人，扮相也相当经验，完美演绎了原著中的感觉，有郡主的小脾气，有追求爱情的果敢，而且贾静雯笑起来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这样的女主，试问怎么能够让人忘记这部电视剧。

二、《至尊红颜》

贾静雯饰演武媚娘，有柔情似水，有坚毅果敢，最重要的事，演出了一代女王至高无上的霸气，和古今唯此一人的高度，贾静雯在电视剧中惊艳的扮相，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女神。

三、《神医侠侣》

这是一部很小众的电视剧，没有之前两部那么出名，和赵文卓、高圆圆合作拍摄的电视剧，简述的是缇萦救父的故事，期间穿插着许多历史故事，那时的贾静雯演技还很青涩，不过还是相当好看。

四、《我们与恶的距离》

贾静雯新剧，演技爆棚，女神就是女神，演什么都那么出彩。

最近收获豆瓣9.5评分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终于呈现了这种分裂，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之后，所有人都停留在各自内心的偏见、冷漠、恐惧构筑的牢笼里，拒绝理解，逃避沟通，却鲜有人关心悲剧产生的原因，甚至探寻原因的努力也被视作异端。正如该剧编剧吕莳媛接受采访时所说，“通常我们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会选择不看或是咒骂，或是只要这个人消失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好，就是启示我们蛮受包青天那个时代的逻辑的影响，错了就铡了。”

“杀死一个人渣”是现代人应对悲剧事件最核心的诉求，很多时候也成了唯一诉求。人们并不关心悲剧发生的原因，更不会想到，一个人渣的产生，同整个社会可能的关联。去年电影《大佛普拉斯》中，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台词，暗合了这样的现状：“现在已经是太空时代了，人们可以登上月球，却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

相比于《大佛普拉斯》那种温柔和调皮的残酷，《我们与恶的距离》处理各种矛盾时更倾向于冷眼旁观式的直接，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但也并非完全无辜，就像剧中news哥自言自语的那句话，“我们都是好人，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老天爷到底要我们学什么？”

被悲剧挤迫到一起的众人，袒露着自己的伤口，也同时袒露着各自的软弱、自私，每个人都像兀自旋转的孤独星球，封闭自己，拒斥他人，相比于这部剧的中文名字《我们与恶的距离》，也许英文名“The world between us”，更贴合现实世界，这也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其中投射的一切，都与我们每个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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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的电影《一一》中，杨德昌借着小男孩天真的眼睛，定格了现代社会的诸多残酷，其中有一条是：“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那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好像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

杨德昌已经离开12年，有时候忍不住会想，这个有着台湾社会手术刀之称的导演，如果置身当下，以他的冷峻和精确，会如何讲述当下的故事？

《我们与恶的距离》聚焦的，其实也是一个“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看不到”的故事：看到凶手用自制手枪随机扫射9个无辜的人，但看不到凶手在一念之恶前，有过怎样的人生；指责媒体毫无节制和底线的报道新闻事件，却不明白“烂新闻”和“烂观众”之间，永远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危险关系；发现新闻中一名精神病患者犯错，就给全天下所有的病患贴上他们随时可能犯错的标签，于是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抛弃一下都来得理直气壮，不用担负哪怕一丝的亏欠。

?剧中，身为医护人员的妹妹宋乔平跟从事新闻行业的姐姐宋乔安讨论不够客观的新闻报道给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带来的困难。图/ 《我们与恶的距离》

《我们与恶的距离》处理得尤为出色的部分，是提供了当代社会的精确镜像。剧中的“无差别杀人事件”，取自台湾地区的真实新闻，同样的新闻在对岸的我们这里也并不陌生，这两年的陕西米脂、上海世外小学、重庆巴南幼儿园、辽宁葫芦岛等地也发生过类似恶性事件。

凶手在网络上，在新闻片段中，一切仿佛与我们无关，现代人沉溺于上述假象制造的幻觉之中，对于这些事情的背后，对自己看不到的部分，统统做出一副我们不想了解的架势。每一次恶性事件之中，我们都不难发现类似的声音，“不要让我看到变态的新闻”、“还不杀掉，等着过年吗？”

这样的暴戾伴随着媒体的塌陷愈演愈烈，人们越来越愤怒，也越来越健忘，人们的情绪能瞬间点燃，也能瞬间冷却，人们对一起悲剧产生的愤怒有多强烈，随之而来的遗忘就有多彻底，一切都瞬时而廉价。

一个绝望的现实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恶”就一直潜伏其中，法律可以消灭一个凶手，但并不能铲除孕育恶、产生恶的土壤，这大约是我们要面临的永恒谜题。《我们与恶的距离》聚焦于这种虚无，又尝试艰难地做出一点点改变，道理大家都明白，“如果这件事情不去试着找出答案，试着去预防，这类的事情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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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恶的距离》花了大量篇幅来刻画社交媒体给现代人带来的分化效应。每一集的片头都由一起新闻事件引入，随之而来的是社交媒体上一个个虚拟又真实的声音。剧中律师王赦的扮演者吴慷仁在新剧宣传中提到了这种分化，“现在的社会真的对于，对于某些事件、对别人的关心太冷漠了，我们被脸书分化了，我们被赞、愤怒、微笑、苦笑的那些表情分化了。我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告诉你我要的，我给你的情绪投射是什么？我不需要负责。”

勒庞所描绘的“乌合之众”不再需要走上街头就能快速地找到彼此，社交媒体制造的一种假象是，好像我们这个时代一切都比以往更近，我们可以随意去评判和介入他人的生活，但事实上，正如剧中所呈现的那样，每个人都背负着难以稀释的痛苦，键盘上热烈的情绪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我感动，我们觉得彼此靠的很近，但事实上，相比以往，也许我们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加孤苦，没有人真正理解对方，也没有人愿意作出这种努力。

社会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群情激愤的网友。图/ 《我们与恶的距离》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在《群体性孤独》（台译本为《在一起孤独》）一书中集中讲述了科技时代人类社会的种种病症，在对400多名受访者进行走访调查之后，雪莉指出当代社会正在逐渐形成“一种表演性文化”，社交媒体似乎营造了人际更好的沟通，其实这是错觉，实际上却让人们更加孤立。一方面人类在网络上重新塑造自我，另一方面，这种塑造中“叙述性和分析性的思考越来越少见”。 人们用字母代替话语，用表情符号替代感觉，点亮一个竖起或向下的拇指就能代表赞同和反对，心理状态逐渐形成一种惯性的表演机制，科技的进步让这类表演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

理清了表演性文化下这种群体性的孤独和群体性的残忍，《我们与恶的距离》在此基础之上试图营造一个对话的空间——律师王赦一直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一样，争取大家能平静下来，能想一想为什么。这也是整部电视剧的核心命题：在无解的悲剧面前，在科技便捷到今天的当下，人类还是否拥有对话和自救的能力——我们能不能在网上的义愤填膺之外，喊打喊杀之外，没完没了地标签化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之外，仍旧有静下心来的勇气，能跳出自身的偏见和仇恨，让一起绝望心碎的悲剧事件，能够拥有“杀死一个人渣”之外，一个不同的结局。

剧中为“恶人”辩护的法扶律师王赦致力于了解犯罪者背后的原因，以避免未来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图/ 《我们与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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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下没有任何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一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

整部剧中最刺痛人心的，是凶手的妈妈哭着喊出的这个句子。关于剧中李晓明为什么会枪杀那么多无辜的人，电视剧始终没有给出答案。但是剧中安排了一条患思觉失调症（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症）导演的支线，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导演，一路遭遇资本的摧残、众人的嘲笑、家人的不解，然后在病发的时刻成为一则社会新闻的男主角，在被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后，迎接他的世界并没有多少同情和理解，而是接连的排斥和恐惧，他被永远地当成一个病人。

他的故事大约能解答部分杀人犯从何而来的疑问，身处一个充满戾气和缺乏理解的社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觉得命运讽刺和不公，但极少有人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和恐慌，甚至一个眼神或社交媒体上无意的一个赞同或反对，可能都在无形中制造了我们身边的“恶”，我们一边咒骂，一边身为凶手而不自知。

“思觉失调症”的案例取自三年前发生在台湾的“小灯泡”事件，2016年，四岁女童小灯泡在骑脚踏车前往捷运站途中被一男子砍杀，小灯泡随即身首异处，后经警方调查，行凶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他与小灯泡素不相识，因为案件性质恶劣，当时全岛一片喊杀之声，让外界讶异的是，目睹事件经过、几度崩溃的小灯泡妈妈，在之后的社交媒体上和接受媒体访问时多次提出，与其满足民意去杀死一个人，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这位母亲的克制和隐忍一度让外界错愕，甚至有不怀好意的人对她进行攻击，但这位妈妈说，小灯泡是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当离开成为事实，这位妈妈希望这起不幸的事件能够引发整个社会的思考，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改变。

一百多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给了冉·阿让一张黄色身份证，让他成为永远的下等人和苦役犯。它是冉·阿让永远的标签，也凝结着那个世界中洗脱不掉的审判和偏见。如果没有遇到米利埃主教，拿着黄色身份证的冉·阿让，大约会被那个世界逼成可耻的窃贼和暴徒。

世界飞速进步的同时，人性也在以同样的速度原地转圈，今天我们生存的世界并没有比冉·阿让的世界更好一些，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给出的答案是宽恕和同情。在这个刻薄的年代，面对汹涌的愤怒和仇恨，宽恕和同情永远是稀缺品，它们当然不会让愤怒或是仇恨消失，但正是因为这些品质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才不至于真的崩塌。

大约还是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概括的最为精确，“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